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诗国，中国历史上有过屈原、李白、杜甫。深厚的诗歌传统和氛围滋养着一代又一代中国人，也为自本世纪以来的新诗注入了营养，使新诗这一文学样式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与发展。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新诗正远离大众也成了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但诗歌作为人们心灵的窗口，仍然是一种具有丰富而深刻的文化关注和无法取代的存在，特别是当中国诗歌在许多方面陷入困境、面临危机的时刻，作为中国文化、中国文学和中国精神的一种主要表现形态，她在整个世界和人的心灵深处，依然顽强地滋长着，弥漫着，渗透着。
新诗对新文学的贡献最大，却没得到文学史的恰当评价
诗歌首先面临的问题在于对于诗歌在文学史上的地位问题在文学界看法不一，笔者就此采访过一些诗歌界人士，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李欧梵认为，应当重视20世纪的中国诗歌传统，这一传统是经过“五四”而主要在20世纪的二三十年代之交形成、建立的，当代诗歌的传统也由此而来。这一传统注重的是现代人表现生活，注重语言的肌理，呈现为心灵和语言的“挣扎”过程。相比之下，北京大学教授谢冕的看法更为明确而乐观，他把百年诗史概括为从诗界革命开始，经五四新诗运动、革命新诗、新诗潮到后新诗潮等几个主要标志性时期，肯定新诗的发展是成功的，具体根据是：一、新诗完整地替代了旧诗；二、在“以洋为诗”的问题上，冯至、卞之琳及西南联大师生等的创作表现了中国新诗在“洋”和本土农村文化情境包围中的巨大成功，这也是学习外国诗的成功；三、新诗自身传统的形成，如郭沫若、艾青、胡风以及“归来者的诗歌”、“朦胧诗”等等，体现了二十世纪的中国诗歌精神及表现方式；四、自觉的反思意识，如对诗歌的绝对价值标准的摒弃，多元共存观念的确立。因此，对新诗的前景，能够抱有乐观的期待。他对当代诗歌的批评是，表现温情、甜蜜、轻飘的诗太多，而深层的、苦难的诗作则太少了。对于谢冕的观点，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郑敏认为，不仅要摆脱诗歌标准的“唯一”观，而且，以所谓的“多数”、“少数”定标准的观念也应当摆脱。她进一步质疑，是否确实需要或能够用新诗完全代替旧诗（传统）的精神？并强调指出，将中国的汉语（语言）精髓注入新诗之中是最大的一个问题，新诗应当包容旧诗所达到的文化境界、水平及经典性。对于未来的展望，她感到茫然，不像谢冕先生那样乐观。《新文学史料》主编、著名诗人牛汉认为，只能说新诗已经逐渐获得了独立的地位，而非完全取代了旧诗，新旧之间并不是纯粹相克的取代关系。这也是对“五四”式思维的一种反思。
中国人民大学程光炜教授从迄今已有的文学史书写方式这一角度发表了对当代诗歌遭遇的文学史评价的看法。他认为，20世纪基本上是小说的时代，文学史书写基本上围绕或依据“核心概念”编码，如“改造国民性”等等，因此，小说成为20世纪文学史书写中的主导性叙述内容，诗歌只能处于“次席”的历史和文化境地。著名诗评家徐敬亚对当代诗歌的评价可能是最高的，他认为当代诗歌给各种文艺门类都注入了开创性精神因素。河北师范大学教授陈超也认为当代诗歌迄今没有得到文学史的恰当评价，而实质上诗歌对新时期文学的贡献最大。
新诗创作的历史和现状说明重建汉语诗性精神既是百年中国诗歌传统所提出的要求，也是中国语言文化建设的当务之急
诗歌语言和汉语诗性的重新建构是中国语言文化建设的当务之急，并且也与它自身发展直接相关。牛汉指出，语言具有独立的生命，也是诗歌的基本因素。上海大学王鸿生教授认为，语言（活动）本身是一种“伦理行为”，诗人也是一种“伦理学的主体”，必须承担和履行自己的语言责任，投身于诗歌也就意味着对于这种伦理责任的承诺，从此无可回避语言的挑战。对此，著名诗评家唐晓渡先生持有不同看法，他认为语言伦理与承担语言伦理责任不是一回事，应当有所区别。诗人应当采取价值居中的姿态，先验的伦理意识可能会导致过于简单的价值判断，无助于诗歌语言或汉语诗性的建立和表达。德国图宾根大学教授、诗人张枣则将中国诗歌的“汉语性”与现代性相沟通，他说如果说现代性意味着人对自身和世界的当代觉悟，那么这在中国诗歌中，将通过汉语的（诗性）内涵和特征来获得实现。在这种意义上，诗歌语言的建构也就必然地与现代性获得同步并发生内在的密切联系。
李欧梵和郑敏等的看法又有所不同。李欧梵认为，中国诗歌具有异常鲜明的“文字”传统特征；郑敏强调的是更为具体的诗歌语言的“音乐性”，认为新诗有必要像古典诗歌那样得到音乐、书法、绘画艺术的“充分支持和合作”，继承诗、书、画、乐共融的古典传统，进而开拓当代诗歌语言的存在空间。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任洪渊则主要从翻译文学对现代汉语的贡献方面论述汉语发展的生命力，他认为汉语具有“天赋的自由特性”，写作就是对汉语精神的展示，而世纪之交的今天，正是中国诗歌语言重新建构的时代。旅法诗人宋琳的见解也是独树一帜，他说因为有“原始寂静”的存在，“倾听”便成为人的“内在要求”，这种“倾听”的欲求促成了诗歌（语言）的出现，因此可以说“语言生于沉默”，其中就含有了诗歌语言的美学内容和生命本质因素。徐敬亚认为汉语的世界境遇面临着“大民族、小语种”的事实挑战，所以中国诗歌语言的建构便不仅是属于汉语自身的问题，而且也必须同时考虑更为广泛的普遍性问题。
目前读者远离诗歌是一个显而易见的普遍现象，而诗评的软弱无力或盲目随意直接影响甚至导致了诗歌发展的艰难，这二者使当代诗歌陷入了几乎难以克服的一种困境
关于读者问题和对诗歌创作的批评是一个引人关注的话题。许多人认为诗评的软弱无力或盲目随意直接影响甚至导致了诗歌诸多困难的形成，它是使读者远离诗歌的一个重要原因。北京大学孙玉石教授从“私人化写作”和“审美公共空间”的关系上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私人化”写作的极端表现是封闭了自我，隔绝了读者，甚至连批评家也只能面对“陌生化”的文本束手无策，因此，他主张（诗歌）创作必须具有“审美的公共空间”意识，诗人要实行自我制约，其中既有文本调整的问题，还有心理调整的必要，批评家则需要“细读文本”，消除“陌生化”，促使读者进入或介入诗歌阅读领域，共同建立和拓展诗歌的审美公共空间。而日本大阪外国语大学教授是永骏先生则认为，诗歌创作是“个人性”的行为，只有获得“个”的自觉，才能找到“他”的存在，创作主体（诗人）在诗歌活动中的“个体自觉”意识是最首要的前提和条件。北京师大教授王一川强调的是“泛诗”化的社会文化语境对纯粹的诗歌创作和阅读的严峻挑战，他认为由于直接面对公众的作品的全面盛行，诗歌读者大量流失，这是当前诗界需要认真思考的迫切问题。著名诗人钟鸣则认为，诗歌写作含有“对话”的性质，但在对话者中间存在着语言、多元文化、时空对象等的限制，使诗歌的阅读显得困难重重，诗人能够做的只是努力增强诗歌的“激发”作用。鉴于网络读者的庞大数量，批评家张柠呼吁诗人们充分“亲近”网络，使诗歌成为网上读物。徐敬亚认为诗歌批评的软弱无力直接导致了诗歌创作的漫无节制，以致于一段时间以来，任何人都可以堂而皇之地写诗，成为诗人，使一些既无诗的结构内容又无聊庸俗的作品以诗的形式出来，败坏了读者的胃口，而评论家们却对此熟视无睹。
 |
